许锡良先生就这样评价过林语堂：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中国人，或者是一个完全不懂中国的外国人，要了解中国都不会那么容易。但是，林语堂不同，他学贯中西，横跨东西方文化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生活中有着深厚而丰富的中西方生活背景，作为一个有着中国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，来观察中国与中国人，自然会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。我自然是赞成先生的说法的。

　　林语堂经过长期痛苦探索、反省与沉思之后，以弘扬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出发点，用大量翔实的背景材料为依据，对中西方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，以通俗、微妙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人与文化的感受，试图向世界打开中国这扇古老的大门。正是因为对祖国的赤子之情，才使作者坦诚相见，不惜惹怒与此持异议的作家和同胞，甚至将中国的“麻烦都公之于世”，而不是为她涂脂抹粉。作者在自序中声称：本书不是为中国“伟大的爱国者”和西方的“爱国者”而作，只是为那些“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”的人而写。

　　经过对南北方人的考证，林语堂发现这样一个事实：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，即陇海铁路周围，包括河南东部、河北南部、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。为楚汉争霸中的刘邦与项羽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宋朝的赵匡胤以及近代史上的袁世凯、冯玉祥、吴佩孚、鹿钟麟等人，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圆圈，那么圈内就是这些封建帝王的出生地。

　　对于中国人消极避世的活命态度，林语堂认为这是由于个人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，才产生了这种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，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。现实社会中“见义不为”的种种现象，不正是由于法律在保持个人权利的具体执行中发生了某些偏差，才导致人们对参与公共事业——“管闲事”——持淡漠的态度吗？

　　关于“家庭与婚姻问题”，作者认为：在家庭里，妇女是统治者，没有一个现代人会相信莎士比亚所说的：“弱者，你的名字是女人”。他认为中国妇女不是那种易受压迫的妇女。尽管被剥夺了西方妇女所享受的尊敬与社会权力，但当她们一旦适应了封建专制的家庭生活之后，也就不会计较是否参加社交聚会，而会认为自己在家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从这一观点出发，我们就不难理解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，中国为什么会诞生那么多慈禧太后式的人物。

　　在“人生的归宿”这一人类永恒的命题上，作者认为：在很大程度上，人生仅仅是一场闹剧，有时最好站在一旁，观之笑之，这比一味介入要强得多。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掌握仅有的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。他把“回归自然”视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。极力推崇人的一辈子应考虑如何真正的活着，而不是谋划如何发展；应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受，而不是去奋发劳动；应养精蓄锐以备它曰之不测，而不是发挥自己的精力。

　　“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最愉快的永远是那些中产阶级嘛，即不用为了生计而奔波，也不至于可以完全放弃工作仍然可以奢华的度过一生。在慵懒中用功，在用功中慵懒，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”

　　也许只有东方的哲人能够理解这种生活态度，他们觉得命运是轮回，没有一个人永远强势，也没有一个人永远倒霉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所以竞争是无益的，带着一种豁达和幽默去看待人生。

　　但我至今还不太肯定这种看法，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还没到那一步，我们还不可能象美国孩子那样暑假背者书包去周游世界，我们还没有资本去享受生活。从内心上来讲，自己不是一个很爱玩的人，总想找点事情来做。我想那些中产阶级永远体会不到的是象克林顿，罗斯福，肯尼迪那样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让整个国家为之疯狂的成就感，象比尔当年在白宫与莱温斯基有染而认罪时，美国人民说，看这孩子多么诚恳嘛，原谅他吧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不在乎，但是谁知道了，或于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，连诸葛亮那样躬耕于南阳，都退却不了玄德三顾之恩，出山扶主，更不要说小资们了。

　　每一个有上进心的人，潜意识里都有一个目标，或明确，或模糊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相信如果机遇摆在他们面前，都不会轻言放弃的吧。这就是我读林先生的中国人最大的感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