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，有真正意义上的擎天柱，它就是信仰。基督徒的信仰是上帝，启蒙运动的领导者的信仰是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南极探险家斯科特的信仰是英格兰的荣誉。信仰成为西方人创造伟大事业的动力，也成为道德生活的准绳。

自然，并非人人都抱定信仰而生活。俄国贵族中的半数是在东正教旗帜下的钻营挖墙者、荒淫无道者、背信弃义者。信仰在这一类人身上从未诞生，无论是奉献上帝、推进社会甚至光宗耀祖都与他们毫无瓜葛。瓦西里公爵，一位投机取巧、趋炎附势的政客典型。在他身上看不到什么巨大的罪恶：谋财，但不害命；势利，但有时也扶危济困；见风使舵，却倒也未把一船人沉入海底。但他的确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不快形象。究其可恶，无非在于无德、无信仰。

有信仰的人多是可爱的，哪怕他们并非正面角色——不单在《战争与和平》，《悲惨世界》中的沙威更是范例。这是西方作家乐于设计的，也是事实。

安德烈倾向于自由主义，皮埃尔则更依赖宗教。安德烈是有信仰的：开创新俄国——用政治与军事的手段；皮埃尔也试图革新社会——用宗教和社会福利疗法。

安德烈的信仰崩溃有两次，均是战斗负伤之后的结果——关于这一点，可以理解为顿悟，但若要贬其为退缩也不无道理。第一次，他试图在奥斯特里茨建功立业。然而此役是俄奥联军的耻辱。但令他无奈的不是失败，而是败得荒谬：俄奥联军拥有一切优势：从兵力、士气到地理，但指挥官之间的争权夺利、军队的盲目自大，将唾手可得的胜利拱手相让。

第二次，是他放弃了娜塔莎之后，投身于军队而试图淡忘痛苦。他放弃了在宫廷中供职的、令人眼红的机会，毅然担任步兵团团长，开赴博罗金诺战场。这一次，他的团尚未接敌，就被弹片击中，送进医院，最后因并发症牺牲。

研究他的两次破灭，可以发现信仰的大敌，即与现实的不协调。这种不协调不是抵触、碰撞、斗争，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无奈感。多数战争远不是安德烈梦中的那样——万众一心、酣畅淋漓、英杰辈出。它成为了政客的游戏、人民的地狱。他那套“提携玉龙为君死”碰上了许多琐屑、荒唐的障碍，这绊倒了他——而非击败了他。这令我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的大卫（《幻灭》）、罗曼罗兰笔下的克里斯多夫（《约翰克里斯多夫》）。他们生死成败各不相同，而安德烈作为出身最高贵、结局最惨痛的一位，更鲜活而深刻地揭示着信仰的代价。更其不幸者，乃是他多次改道，最终甚至没有完成任何阶段性胜利。

信仰的诞生可以很简单：年少轻狂，再加上一点英雄文化的浸染；破灭时却更悲惨。不协调的信仰，可能带来灭亡——毫无价值的灭亡。然而不协调是必然的，因为信仰是对现实的超越。这种超越有时只是一级阶梯上的相对优越感——如小康之于温饱；有时却是飞跃、升华——如大同社会。量变达到质变，变之越多，不协调亦甚；故信仰越崇高，其痛苦亦越深。

至于皮埃尔之辈，痛苦自然更明了了。于是他发放福利、宣传教义，结果前者成为经手人的好处，后者成为上流社会的消遣。最后皮埃尔茅塞顿开，采取了保守、理性、中庸的方式管理庄园，以近乎“无为”的态度生活下去。他的思想境界没有下沉，但谁说他的信仰未曾“退化”呢？

信仰是我们不可或缺的，它令人可爱、可畏，它又带给我们痛苦、崩溃。的确，无信仰的自由人驰骋在每一个国度与时代，但没有方向的旅途，怎么保证不在原地徘徊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