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历史源远流长，流传下的古书也数量众多，然历史推移，古书或有亡佚，或有被后人篡改，种种问题均需考证。若不通达古代著作之体例，在验证时往往会出现各种问题。而余先生的这本书从汉魏以上一般古书举出一些通例，来供学者研读古书。该书从案著录、明体例、论编次、辨附益四个大方面出发并阐述古书真伪，古书命名和编定、古书中伪事、古书内外篇性质、古书附录等。余先生援引例证、详细考证，使读者明白，汉魏以前古书与后代著述的不同，从而解除读古书时候的疑惑，对后人研究起了莫大的帮助。

其书贯穿全文的宗旨便是要求学者“考校古书，自当实事求是，多闻阙疑”做到“揆之于本书而协，验之于群籍而通”“若意虽以为未安，而事却不可尽考，则姑云未详，以待论定”这种对治学的严谨态度。不仅仅是余先生重点要求的，凡是我国在历史学研究上有所成就的大师们均将“阙闻存疑”“实事求是”放在治学首位。这是我们不管做任何研究都应有的态度，我们首先的明确这一点。

敝人才疏学浅，以下阐述一下看《古书通例》的一些售收获和感想，如有不合理之处，还望见谅。

余先生在绪论中有谈及“古书日亡，其有仅存者，皆以少而见珍”，唐大学者韩愈也有提到它为学之始非古书不读，不问出于何家，但属古书，皆宜读之。因而认为古书“大抵时间愈早，愈为可贵”越古的古书较近书而言其可读性、价值性的确更高，但也不可绝对而论。首先唐人离三代，汉魏较近，古书传至唐朝，所损佚必少于古书传于现今。因而唐人读三代汉魏古书条件优于今人。传到现在的古书，其完整性已不如它所属的那个年代，“书愈古者，伪品愈多”这是余先生没有提及的。这点我们需注意，其次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有提到“有极可贵之史料，而玩出或再现者，则其史料为后人所及见，而前人所不见”可知一些最新的考古发现的史料也有可取之处。但这种新发现的史料它属于的年代仍较古老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仍是古书，这一点与余先生认为古书价值高是一致的，之所以提及是为了提醒学者不要仅仅拘泥于研究已知古书，更要时时留心一些新的史料发现。

总体来说余先生认为读书应多读古书是对的，唐以前古书少“空言”，这些书少靡丽之言而学术性高。“择其善者而从之”对学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

除此之外，余先生还从著录开始分析古籍现有的一些问题，告知读者“诸史经籍皆有未著录之书”不论是汉书·艺文志、隋唐·经籍志，亦或是四库全书总目均有未收录之书。其故如下：

1、 藏书之家实惜，不愿献官，稀有之物人皆爱之，珍贵文献更是如此。此种情况恐是大部分文籍未收入的一个大原因。

2、 献书之人以为书已收入，不及进呈，书籍过多，收集时难免出现此类情况。

3、 官司之搜访，馆臣之纂修，每详于远而忽于近。修书之时，明明身边有需注意之古本，却不知收录校注。这大概便是所谓的“目能见千里，而不能见其睫”

敝人认为除上述古书为何未收录之外，余先生谈及的“古书不提撰人”这一点也分外重要。这是初学古籍考证之人首先要懂得的。

虽说知人论事，然古籍多不提撰人，人尚未知，何来论事。因而从作者入手考证古籍对先秦文籍而言，实属不易。要知“古人著书，不自署姓名，推师师相传，知其学出于某氏，遂书以提之。”“古人以学术为公，初非以此争名，故于撰者之人，不加别白也。”有明确的著者出现是因为“专门之学衰，而后著述之界严、口耳述之界严，口耳之传废，而后竹帛之用广，于是自著之书多而追述附益之事渐少。”看似作者署名一件小事，实则见证一流派之衰亡变化，周秦诸子之说，往往取开创学派之人姓氏为书名。先师传道，后学发扬其学术。其弟子门人往往著一书以一家之学。周秦之书的修订编著往往依附于本派学术之显扬。该派门生众多才会修订先师遗说。若一派衰微，其专门之家法往往亡佚。

上诉的一些观点是敝人重点理解并有所感悟之处。除此之外，余先生还有提及古书书名的研究、同书异名、以及别本单行、单篇别行等等问题的叙述。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敝人对有些知识还不甚明解，所提及之观点若有不当之处，还望指正。